今年以來，在互聯網金融蓬勃發展的同時，對互聯網金融加強監管的呼聲不斷走高。據《中國經營報》記者獲悉，近期開始央行相關部門聯合支付清算協會已經在內部進行討論，醞釀在未來轉變對第三方支付機構的監管思路，初步共識是從目前的按機構監管轉向按業務監管，相關部門并就此進行了論證。

3月下旬以來，央行發文暫停二維碼支付業務和虛擬信用卡業務、以及針對網絡支付業務進行限額管理等一系列針對業務監管的舉措，在支付業內引發了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大討論，作為支付體系建設者、組織者、推動者的央行也因此被推到了風口浪尖。如何對支付機構和互聯網金融進行適度監管、不管的過多過死，同時又要為創新和發展留有余地和空間，這是當前和未來監管層面臨的挑戰所在。

從“管機構”向“管業務”監管方式轉換

未來不管支付機構的資產規模大小、市場份額多寡，要統一業務標準和規則來進行監管。

近年來，第三方支付機構發展迅速。記者根據央行官網信息統計，當前已獲支付業務許可的支付機構數量已經達到250家。

今年初，央行發布《2013年支付體系運行總體情況》顯示，2013年支付機構累計發生互聯網支付業務153.38億筆，金額9.22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56.06%和48.57%。

而2013年電子支付業務(主要包括網上銀行、電話銀行和手機銀行三大渠道)的業務筆數和交易金額同比分別增長27.40%和29.46%。支付機構在業務交易筆數和交易金額的增速高于同期電子支付業務的增速，顯示出第三方支付機構開展互聯網金融的迅猛爆發之勢。

在行業迅速擴張的同時，第三方支付機構開展的互聯網金融相關業務風險隱患增多、行業魚龍混雜、發展良莠不齊等問題逐漸暴露，業內呼吁加強互聯網金融監管的呼聲日漸升高。

作為支付體系的建設者、組織者、推動者，隨著互聯網金融創新不斷涌現，央行監管思路和方式也在發生變化。

記者獲悉，央行相關部門聯合支付清算協會近期討論，醞釀對第三方支付機構的監管方式轉換，目前初步達成的共識從以往“管機構”向“管業務”轉變，即從按機構監管向按業務監管轉換。

“按照簡政放權原則，未來央行對第三方支付的監管將更加面向市場化。未來不管支付機構的資產規模大小、市場份額多寡，要統一業務標準和規則來進行監管。”央行一位內部人士表示。

2011年之前央行正式發布支付業務牌照，第三方支付機構一直處于“野蠻生長”。

2011年后央行正式對國內支付行業納入監管。針對發展初期第三方支付機構存在的基礎薄弱、合規意識不強等問題，央行以機構監管為核心，主要采取業務許可、準入門檻、經營行為、合規檢查等方式進行風險防范、保護客戶權益。

例如2010年央行制定發布《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以下簡稱“2號令”)，設定統一的非金融機構支付業務準入規則，只要符合規定的條件，任何非金融機構都可以依法取得《支付業務許可證》，合法從事網絡支付、預付卡發行與受理、銀行卡收單等支付業務。

而中國支付市場正在由過去銀行機構專門經營，向銀行機構、特許經營機構、非金融支付機構共同參與和有序競爭的方向演變，支付產業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

隨著支付產業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央行監管的重點也從準入審批轉向支付機構業務日常監督及管理上。

實際上近年來央行對支付機構的業務監管舉措已有表現，尤以今年以來表現最為明顯。

3月下旬，央行發文暫停二維碼支付業務和虛擬信用卡業務，令中信銀行與支付寶、微信合作的虛擬信用卡業務被暫停；央行內部《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被曝光，其中對于網絡支付限額規定在支付行業中引起廣泛爭論，以至于該文件出臺時間有所延后。

“為適應當前以及未來互聯網金融、支付產業發展趨勢，監管層的監管方式要以市場為導向，尊重市場行為和創新行為，與此同時要做好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并采取有效的監管方式來規范行業發展。”上述央行內部人士表示。

支付機構呼吁厘清業務創新邊界

第三方支付機構以支付業務為基礎開展的互聯網金融創新，及其帶來的跨界現象，給監管提出了新問題。

“以往以機構監管為核心的監管方式導致業務規則難以落實的情況并不少見，尤其對一些規模較大的支付機構的監管容易出現漏洞，比如不同機構監管執行力度不一。”上述央行內部人士稱。

該人士舉例稱，去年在例行的支付檢查中，監管層發現某規模較大的支付機構備付金管理存在游離監管的問題。按照《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存管辦法》規定，支付機構應當并且只能選擇一家備付金存管銀行，可以根據業務需要選擇備付金合作銀行。但監管層在檢查中發現，該支付機構明面上與多家銀行建立正常的備付金管理業務往來，同時在某中小銀行內部設立內部賬戶，這些內部賬戶是用于記錄銀行內部科目的過渡賬戶，支付機構將部分備付金轉至該銀行內部賬戶，以逃避監管。

“監管層對支付機構存放在銀行系統的備付金有嚴格的管理和監控，但該支付機構將部分備付金轉到小銀行的內部賬戶中，而且銀行又不配合檢查，所以這部分資金用于何處，監管層無法知曉。”上述央行內部人士稱，當監管層發現這些逃避監管的資金賬戶時，責成該支付機構進行整改并處罰，但按照“2號令”最高只能罰款3萬元，“這一點點金額處罰完全沒有足夠的震懾力。如果按照業務監管，比如按照反洗錢業務來進行監管，那處罰的力度就會高很多”。

隨著未來監管深入，監管的方式轉換以及松緊尺度令仍處于新興發展期的支付機構頗為敏感。

某第三方支付機構相關人士認為，近年來第三方支付行業在解決就業、提升社會清算效率、發展普惠金融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不過第三方支付機構的發展也確實對銀行業的利益造成了一定影響，尤其是隨著利率市場化的推進，整個金融行業開始出現利益再調整、再分割。

該人士進一步指出，第三方支付機構以支付業務為基礎開展的互聯網金融創新，及其帶來的跨界現象，確實給監管提出了新問題。

“作為監管部門，在這種情形下去制定新的監管原則和方向，應順應社會發展趨勢，保持當前對金融創新的包容態度，給傳統金融機構適當松綁，讓他們與互聯網金融同臺競技；同時平等看待每一個市場參與主體，不能人為畫圈，把某一類機構的業務框定在小范圍內。”上述第三方支付機構人士說，“對已經明確的互聯網金融模式，打破按機構監管的框框，早日明確監管部門，制定監管辦法，避免監管被誤讀為既得利益的代言人。”

“央行最近看似對金融創新監管‘加碼’的動作，從金融行業系統性風險的角度來考慮問題，本質上能促進互聯網金融行業更好地發展。這對于行業發展來說是一副‘清醒劑’：讓行業的從業者和監管者都冷靜下來共同思考金融創新的邊界到底在哪里、行業規則到底怎么定等一系列問題。只有行業各方清楚未來邊界在哪兒，才能更有效地溝通，才能更好地尊重相互利益，推動行業健康發展。”另一家知名支付公司人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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